历史上，翁乃强有哪些故事？

翁乃强先生，中国有名摄影师、中央美术学院摄影专业奠基人、作品曾创下拍卖最高记录，中国有名摄影家、画家、“四月影会”重要成员。
我们今天认识的这位老人是一位摄影家，几十年来他拍摄的照片难以计数，也有人说、把他拍摄的照片放在一起，可以感受到中国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看来过去拍的有些东西很珍贵的，就是可以看到时代的变化。
1968年深秋，经常有一位中年人每天晚上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他的胸前挂着一部相机，经常引得路人侧目而视，这个人就是时任《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的摄影记者翁乃翁。北京的夜晚到了十二点以后会有什么事儿呢，北京的城里边都睡觉了吗，都安静了吗，还是还有什么事儿，自己就有这个想法，自己说假如晚上有什么事儿拍出来、可能很多读者会感兴趣，自己就几个晚上拿着照相机，也不带闪光灯，用快片、用Press，就是四百度的片子、黑白的，就骑个自行车在北京城里边转来转去。这一天，翁乃强骑着自行车转到了西单路口，突然几个赶着羊群的牧民吸引了翁乃强的注意。自己看见一队赶羊的，在西单路口通过长安街，自己就看见一群羊在马路上面赶，自己就快点儿过去，立刻找一个角度拍。拍完了自己就问赶羊的人，自己说你们怎么赶着羊来，你们要到哪儿去，他就跟我们说他们是口外的、他说要到大红门，那个地方有个屠宰场，这个羊是供北京的市民吃的羊肉，自己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这些人从草原牧区辛辛苦苦的，多远的路这么一点一点把羊赶到这儿。咱们城里边一般看不到羊、不是草原嘛，这个羊到了长安街挺有特点的，自己就拍了。时间一晃过去了三十三年，2001年7月，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刚过去几天，六十五岁的翁乃强又来到西单，在当年他遇到牧民的路口又拍下了一张照片。刚好自己去那边，自己女儿去买书，西单不是有一个图书大厦，在那边买书，自己出来一看这个光线又好，自己就拿着照相机就拍了这一张。两张照片，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拍摄角度，不同的拍摄时间，从昔日冷清的街道到现在高耸的建筑，翁乃强用两幅照片生动地表现了这座城市三十年的变化。自己说西单过去是这样子，现在再拍一张，两个一对比、挺有意思的，可以看出社会的发展。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翁乃强陆续拍摄了一系列反映社会发展变化的照片。1977年12月10日，这一天很冷，不过对于那些怀揣准考证、准备走进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却丝毫感觉不到寒冷，因为国家在这一年恢复了高考，全国有五百七十多万年轻人先后从农村、工厂、部队和校园奔赴考场。作为《人民中国》的摄影记者，翁乃强理所当然地亲眼见证了这个过程。所以说那个时候好久了，“文化大革命”停了这么长时间没有高考，突然恢复，这可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看到它的重要性，我们的总编辑亲自出马，自己跟他两个人来拍。可是这个怎么拍呢，这个考试很平淡的，就是进考场就考试就行了，你要搞一组画刊、你就要去仔细地观察什么东西什么画面能够表现出来。一场意义非凡的考试，场景却极为普通，怎样才能拍到生动的画面呢，这成了困扰翁乃强的难题。自己去了以后先观察这个东西，他们有一个教室，自己看有个大炉子，煤球放在那儿烧，因为冬天那个地方都烧煤球，那个时候还没有暖气。围着一大堆知青，年纪大的有的好像都已经工作好几年了，有的在农村工作、有的在城市里边工作、工厂里工作，他们要考试、在那边复习，拿着本再看，临上考场的时候才磨枪，就是那样，他们很紧张在那边看，有的交流、有的在那边谈话，自己就抓拍这些东西。照片拍了不少，可翁乃强并不十分满意，正在着急的时候，忽然一位女孩的身影进入了翁乃强的眼帘。自己看见一个女孩子，可能她真的碰到一些问题了，一看她拿着一个三角板，就这么小的三角板，放在嘴里边琢磨着，这个很典型，就说她在思考，可是碰到难题了，在那边思考。自己就感觉到很有特点，这个女孩子形象又好，自己就拍了一个大特写。照片中，女孩紧锁眉头、咬着三角板、仿佛遇到了难题，这正是翁乃强苦苦寻找的画面，他迅速地按下了快门。这组照片在《人民中国》发表了，影响也挺大的，让国外读者知道、中国现在恢复高考了，开始选拔大学生要经过考试了，都公平地竞争。照片中的女孩儿成为那个年代数百万考生的代表，翁乃强用这张照片留住了这一代人的回忆。五十多年，在翁乃强的手中，一张又一张记录历史的照片就这样被定格下来。比如说咱们第一次上天，杨利伟上天他下来的时候、自己也拍了。奥运会开幕，自己不是记者，自己已经退休了，自己已经在学校退休了，自己还去、自己还上天安门去拍，自己觉得这个东西记录很重要的。比如说香港回归倒计时了，那个东西、自己也去天安门去拍了。作为一个摄影人，他假如有个想法的话，就是很关键的东西、很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就不要放过。
1964年夏天，二十八岁的翁乃强来到《人民中国》，成为一名摄影记者。作为一份对外宣传的杂志，《人民中国》主要是向国外介绍中国社会发展情况和中国人民的生活。由于采用图文并茂的编辑模式，对图片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刚进杂志社不久，领导就给翁乃强分派了一个任务。我们那个领导他知道自己会照相，他说翁乃强你去拍积水潭的一个麻醉医生，麻醉大夫吧、一个题目。自己就去了积水潭医院，到手术室找了一个麻醉大夫，叫时光、一个女大夫，自己就到她那边了解她的工作、她的生活，了解了以后自己就拍了一组照片。拿到社里面一看，不错、就给自己用上去了。第一次任务就如此出色地完成，翁乃强坦言，这还得归功于自己的美术功底。比如说我跟你讲，第一张整个是一个灰调子，一个护士是麻醉护士，她的眼睛、她聚精会神在那儿，她的眼神、她的表情很突出，突出她那个东西，一下子就吸引人了，所以说这个跟学画都有关系的。照相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缺乏审美眼光的摄影师很难拍出一幅好的作品。翁乃强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富裕的华侨家庭，父亲经营着广告公司和照相馆。因为看见大人在那儿画画，他们画静物啊、画人像啊，自己在边上一看，自己也拿纸拿着笔，也在那儿画。自己父亲是一个开照相馆的嘛，他经常拍好多来照相的人、各种形象，自己有时候在边上看，这个人、那个人，有老人有小孩，父亲怎么拍，怎么让他们平静下来，情绪好的时候抓哪一瞬间，怎么拍，这个东西对自己学习摄影慢慢地都有影响的。对于年幼的翁乃强来说，这个时候不管是绘画还是摄影都还只是停留在好玩儿的层面，直到家中经历的一次变故才让翁乃强对摄影有了更深的认识。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消息传到印度尼西亚，许多当地的华人华侨纷纷组织捐款，翁乃强的父亲也是其中的一员。1942年，日军侵占印度尼西亚，对这些爱国华侨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他父亲那个时候给祖国抗日捐款，给抓起来，他的义父也一块儿抓起来，把他们全家都赶出去。在这之前，他父亲还没有给抓起来的时候，他父亲已经预感到了他可能要被抓，他给我们拍照、在哪儿呢，拍照的时候就是让几个孩子坐在那边拍照，后面背景是一个汽车，是他们家的汽车，那汽车上面贴着一个封条，上面写着大日本军接收。父亲拍摄这张照片的真实目的，是想拍下汽车上的封条，提醒家人不要忘记侵略者的罪行。直到现在，翁乃强还珍藏着这张照片，因为它让翁乃强体会到了影像的魅力。这次事件，也让翁乃强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到祖国，好好建设国家，才能使中国人民免受这样的欺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十四岁的翁乃强告别父母踏上了回国的旅程。那个时候到印尼的移民厅，他就说你要走，你要回中国，你就不能再回来了。要用五个手指头印保证书，就是说一出去你就不能再回印尼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毅然决定，本来就是要回国的，就按这手指。踏上新中国的土地，翁乃强来到了北京顺利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吴作人工作室学习油画，1964年毕业前夕，为了能顺利完成毕业作品，翁乃强提出要到海南省华侨农场体验生活。自己就跟他们青年突击队生活在一块儿，那时候生活很苦的，吃饭就是白米饭，有时候都没有菜，没有菜就用黄豆酱、咸酱拌饭、吃辣椒，在那边开荒。可是那些青年人的精神还是挺好的。华侨青年火热的工作热情感染了翁乃强，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灵感，翁乃强很快就完成了毕业作品，但是老师的反应却让翁乃强不解。画了一个男的光着膀子，拿着砍芭刀在那儿砍芭，那个时候边上又有动物吓跑了，蛇、画的那样，后来自己把这个草图拿给艾先生看，艾先生看了一下他有想法，可是他就是说让别的老师、让韦启美老师直接指导自己，看看怎么搞更好一点儿。艾中信和韦启美两位老师都是我国现代油画的优秀先驱，他们到底对翁乃强的画作满不满意呢。韦启美老师看了自己画的草图以后就说，翁乃强你这个太概念了，自己说怎么概念了，他说你不去那边体验生活、你也可以画这个草图，你这是主观想像的，自己说我画的是他们开荒，我要表现他们不怕困难刻苦耐劳啊、表现为祖国种植橡胶，他说你这个太概念了、像口号似的。老师的话让翁乃强陷入了苦恼，眼看就要毕业了，什么样的作业才算合格呢。后来他说你画了速写了没有，自己说画了。你拿给我看，自己就把速写本给他，自己在那儿画的速写，那个是在砍芭生活的时候、劳动以后就是他们休息的时候，自己就画一些他们生活速写。老师就翻、一翻，他说这个很好嘛，这个就有生活。老师的一席话，让翁乃强悟到了一个道理，艺术必须从生活当中去发掘，不能仅靠主观想像，这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自己就工作了，自己就特别注意了，自己到生活里边我要去发现发亮的发光的东西、有意思的东西，那就是眼界就开阔了，就能够在生活里边，很细微的东西去观察、去表现，这个对自己后来的摄影、美术创作都有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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