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名言志：周恩来给这些人改名

文/秦九凤

周恩来
<hr>开国总理周恩来才思敏捷，满腹经纶，仅从他给几个人改名字的事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不忘初心，关心革命事业和有着忧国忧民情怀的伟大政治家。
把刘久长改为刘九洲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16岁的刘九洲被选调到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身边当警卫员。那时，他的名字还叫刘久长。那是他出生后父亲请人给他起的，意思是希望他能长长久久地活在人间。
刘久长不仅年龄小，个头也小。据他自己对笔者说，他和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同龄，且比孙维世大几个月，但作为男性，个头却没有身为女性的孙维世高，因此，在周恩来身边时，孙维世一直叫他“弟弟”，其他人则一律叫他“小刘”。
1939年春，周恩来在邱南章和刘久长的陪护下去了一趟东南抗日前线，回到重庆后的一天，在周恩来身边的刘久长突然听到邱南章叫“刘久长，你出来一下”。刘久长和邱南章说完话，就又回到周恩来身边。周恩来看着刘久长说：“小刘呀，我看你可以把名字改一下。”“我也不识字，起个名字叫叫就行了，要改它做什么？”小刘不解地对周恩来说。“你说得不对，人的名字都是有一定含义的。”周恩来望着刘久长说，“像你家里人给你起的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你长长久久地活在人间，对吧？”
刘久长一边听一边点头笑着对周恩来说：“副主席，我父亲也不识字，他什么也不懂。听人家对他说，是您说的这个意思。”“对呀，作为一般老百姓起这样一个名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这样的名字就不太贴切了。”周恩来继续说，“作为一个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他的奋斗目标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都能活得长长久久的。因此，我建议把你的名字改叫刘九洲，‘九洲’就含有全中国全世界的意思，你同意吗？”“既然副主席说了，那我同意。”从此，周恩来的警卫员刘久长就改名叫刘九洲了。后来使用中，也有写成“刘久州”的。
把周华璋改成周华章

周恩来有个侄儿叫周华章。他是周恩来称为“铁仙四哥”的周恩夔的第五个儿子，生于1929年。当时，周恩来的六伯父、也是周华章的祖父周嵩尧给他起的名字是“周华璋”。
周嵩尧晚年酷爱收藏古画文玩等，仅周代玉圭他就收藏了两块。因此，他希望他这个孙子像玉圭一样珍贵和可爱，所以叫“华璋”。
一次，周嵩尧带着孙儿周华璋和曾孙周国镇来到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家。周华璋、周国镇都是第一次见到他们敬爱的长辈，因此多少有点拘谨。周恩来就一一叫他们说出自己的名字，并当场用铅笔写给他看。当周恩来看到自己侄儿写下的名字叫“周华璋”时，他沉思了一下说：“华璋呀，我给你提个建议：你把你名字上的‘王’字旁去掉，就用文章的‘章’。毛主席不是说了吗，我们新中国刚从废墟上诞生，是一张白纸，我们可以在上面画出最美的图画，写出最好的文章。”
这样，周华璋的名字从那天起就改成周华章了。周华章生前曾对笔者说过：七叔给我改名字的深层含义我当时的理解并不深，只是认为那时识字人少，自己名字的笔画少些就更简洁更明快了。后来才想到七叔是要我们这些年轻人多为建设新中国出力流汗，把我们新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和强大。
让周家鼎改名贾汀

周家鼎是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工作一贯勤勤恳恳。“文革”爆发后，为达到累垮周恩来的目的，林彪、江青一伙将周恩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逼得自杀的自杀，下放的下放，调走的调走，直接为周恩来服务的国务院五个正、副秘书长就被整死两个、打倒三个。周恩来身边只留下五个人的国务院总理值班室。因为总理电话多，找他的人多，交办他的事情也多，百密难免一疏。面对繁重庞杂的工作，周恩来那里出了一次问题，即四川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事。
1968年年中，各个被造反派夺权的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程序是这样的：在成立之前，先由中央文革碰头会主持，召集该地区已经“站出来”的党政领导干部、军管会或驻军代表和当地造反派组织头头代表一起参加学习班，讨论当地“文革”形势，协商成立革委会的条件，议定革委会成员的名单等等，最后由中央文革办事组整理出一份情况简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待毛泽东圈阅后，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下达，各大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发表消息和祝贺社论。这样，该地区革委会也就算正式成立了。
当时，四川省成立革委会的情况简报，经过毛泽东、林彪圈阅，被机要员直接送到周恩来手中，但未经秘书登记。周恩来看过后用曲别针和另一份重要文件别在一起，放进他的公文夹里。
上报下传到周恩来那里的文件太多了。“文革”期间，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用当时的做法给他写了一张大字报，希望他改变工作方法，适当休息、保护身体，好为党、为革命多工作些时间。他看了之后，亲笔在上边写上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大字。可是，大量的上报文件和中央下发的文件仍然是左一摞右一摞地送进西花厅。他的机要秘书、也是那张大字报的执笔者赵茂峰对笔者说，大字报贴到总理办公室门上后，我每天仍然要把成堆的文件登记好后送到总理的办公桌上。
也就是那个时候，西花厅工作人员还专门请木工给周恩来打制了一张简易的小木床，希望周恩来办公久了、累了可以躺下休息一会儿。可是，那张床放在总理办公室几年，周恩来却从未在床上休息过一次，床上反而是堆满了各类文件。
四川省成立革委会的简报被淹没在周恩来办公室的文件堆中无声无息了一阵子，直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催办这件事，总理办公室的秘书们才知道。他们马上查找，可是由于文件太多，怎么也找不着，而且越急越找不着。实在没有办法，就动员西花厅全体工作人员一齐上阵，一页一页仔细翻，才终于从一份文件的后面找了出来。周家鼎立即退回中办处理，并承担了压下文件几天的责任。中办秘书局值班员收到这份简报文件后，就打电话到西花厅，直接问周家鼎：这份简报毛主席已经圈阅同意，中央文件也已经印好了，但是，由于耽搁了几天，还要不要继续传阅一下？周家鼎当即回答说：这份文件最早是从江青那儿批出来的，是否需要继续传阅，请你还是直接请示中央文革办事组为好。
中办秘书局向江青请示后，江青十分生气。因为“文革”以来，对于周恩来做的事，江青一直不满，没碴儿还要找碴儿，没事还要挑刺，把这么一份重要文件压了几天那还得了？！江青在收到这份原已签批过的简报文件后，在上边写道：“如果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认为可以不传了，那么，请只送毛主席、林彪、伯达同志，其他同志可以不传。不过，政治责任应由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负。”这明显是在向周恩来施加压力。林彪看了以后，顺着江青的意思，也批下一大段话，主要意思就是要尊重中央文革、尊重江青，今后一定要按中央文革的指示办……就这样，这个批件最后又传到了周恩来那里。周家鼎看了之后非常惊诧，因为他根本就没说过不再传阅的话，想不到莫名其妙地捅下了娄子。
那天，周家鼎在西花厅值班到天亮仍心里不安，在送总理去卧室休息时，还向周恩来一再检讨。周恩来比周家鼎更加知道江青的为人，他语重心长地说：“家鼎啊，你顶不住，我写几句话，由我来负责。”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为这件事，江青一伙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向周恩来发难，逼他作检讨。江青盛气凌人、阴阳怪气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身边的那些大秘书，像周家鼎他们哪里把我江青放在眼里哟！”
周恩来深知，在当时的特殊时期，江青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所以没过几天，他在国务院一次业务组办公会议上提出，撤销总理值班室，只留钱嘉东一名秘书，其他人全部下放“支工”“支农”。这样，周家鼎便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分配，随中央警卫团派出的“军宣队”下放到铁道部所属二七机车车辆厂去蹲点。
周家鼎在他家中对笔者说，离开西花厅的那天，周恩来向他讲了三条：一到最基层去锻炼；二不要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三要改个名字。当时周家鼎还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改名字，在场的邓颖超说：“总理让你改你就改，我看你就改名叫贾汀好了。”说到这里，周家鼎眼含热泪地对笔者说：“后来我才知道，总理是担心我‘得罪’了江青，以原名出现，被她知道后会招惹麻烦甚至直接被她迫害致死。”所以，周家鼎用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给他改的贾汀一名在二七机车车辆厂“支工”整整五年。
当我告辞周家鼎起身往外走时，他又拉着我的手说：“还有笑话呢。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就我改名一事向组织上反映说，周家鼎是反周总理的，当年他一离开西花厅就改名贾汀，意在和周总理划清界限。组织上在没来得及查清之前就没有给我安排工作，幸亏邓颖超大姐为我出面作证说：‘家鼎不反周恩来，是恩来信任的人。他的名字是恩来叫他改的，怕的是遭到江青的迫害。’由于有邓颖超大姐出面作证，才安排我到北京市革委会任副主任。”
把刘廷柱改为刘挺柱

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联手突然抛出“天才论”，提出在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上设国家主席一职，为林彪留下合适的位置。毛泽东洞察一切，一边稳住林彪，一边给陈伯达迎头痛击。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周恩来已睿智地觉察到，林彪和毛泽东在政治上分手将是早晚的事。
早在中共九大开过不久，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新贵们就曾大肆宣扬“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一支人民武装力量”。毛泽东知道这样的宣传后，曾警觉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缔造的、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了吗？”因此，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周恩来都十分重视军队工作。
1971年7月，中央军委命令一部分军官进京接受新的任命。济南军区的刘廷柱就是其中之一。7月16日下午3时，刘廷柱军容严整、精神饱满地走进人民大会堂，给周恩来敬军礼后从总理手中接过29军政治委员的任命书。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说：“我把你名字改了，你同意不同意？你们是国家的栋梁，肩上的担子很重，把‘廷’字改成‘挺’字吧。只要你们这些梁柱能昂首挺立，我们国家就大有希望！”
听了周总理语重心长的一番话，刘廷柱顿时感到心头一热，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就在刘廷柱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任命书后的一个多月，林彪就叛逃了。这时，他更加明白了周总理要他改名的含义。打那以后，他的名字便一直就叫刘挺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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